“不太可能”的创意阶级的平台化：快手与中国数字文化生产
作者
Jian Lin，格罗宁根大学
Jeroen de Kloet ，阿姆斯特丹大学
译者
崔曰荣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来源
Lin, J., & de Kloet, J. (2019). Platformization of the Unlikely Creative Class: Kuaishou and Chinese Digital Cultural Production.Social Media + Society,5(4).
导读
快手是一个基于算法的视频分享平台，主要面向二三线城市和农村地区，它促使了当代中国一个“不太可能”的创意阶级的产生。本文以快手为具体视角，研究中国数字文化生产的平台化问题。快手的平台业务，符合中国“互联网+”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经济议题，也符合国家对文化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需求。正如我们将展示的，这种国家与商业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打造了快手的界面，促成了其算法中所包含的功能。由于快手的存在，那些生活在中国城市中心以外地区，往往被边缘化的中国人，成为了的创意工作者。他们给自己打工，成为了创意数字企业家。对于这种“草根个体”来说，创造力、生活和个性，都是依据平台的运作形式，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的。这种“草根创业”，为中国经济的变革，社会稳定的生产作出了贡献，也为充溢偶然性和协商性的数字文化作出了贡献。
背景介绍
一人我喝酒醉
醉把佳人成双对
两眼是独相伴
我但求他日能双归
娇女我轻扶琴
燕嬉我紫竹林
我痴心红颜
我心甘情愿
我千里把君寻
——《一人我饮酒醉》
一个穿着白色短裤，坐在笔记本屏幕前的年轻人，唱着里面的歌曲。他叫TianYou，称自己是一位饶舌歌手。喊麦是2014年起，在网路上走红的一种中国式饶舌演出。多亏了YY和快手等直播平台，粗犷的语言加上有节奏的音乐，这种奇特的组合遭到了数百万中国年轻人的欢迎。不久前，李TianYou还只是一个瘦瘦的小学辍中学生。在中国东北一个平凡的小工业城市里。2014年以来，他一跃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网红”之一，在快手上的直播节目吸引了超过3500万粉丝，每年从粉丝和广告商哪里获得的酬劳超过180万欧元。TianYou并不是个例。
在新兴的中国数字平台的支持下，成千上万个像他一样的中国年轻人，通过发布图片、短视频或则直播等方式来展示她们的创意能够，同时她们也希望以此大赚一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来自小城市和农村地区，未受教育的年轻人。他们的平均月收入从2000元人民币(250欧元)到4000元人民币(500欧元)不等；成功的人每月收入可达100万人民币(12万欧元)(archering,2017)。
然而，这种新的创意商业方式也存在一定风险。这种咆哮式演出风格及其在网路上庞大粉丝群体，主播的巨大人气也让Z。F。感到困惑。2018年初，央视点名批评TianYou。不久以后，TianYou和其他一些主播被全网封杀，他们的“网红”生涯虽然走到了尽头(Chen,2018)。
一想到“创意阶级”(Florida,2002)，人们常常会想到一个城市精英，或者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这些人主要是年轻人，他们从事文化行业，穿着时尚的大牌外套，在灯红酒绿的夜店里畅谈人生。但是，正如TianYou的经历所表明的那样，新兴的数字经济平台也为这些受教育程度较低、更边缘化的人提供了作为生产者参与中国创意经济的机会。
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蓝皮书》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额达到2260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0.3%。更重要的是，传统行业和互联网技术的融合早已代替了ICT(信息、通信和技术)制造业、电信业和软件业，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淘宝、微信等各类数字平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形成了“平台经济”。（CAC,2017a,P24)在媒体和文化领域，数字融合对广播、电视、电影和唱片行业经济增长总数的贡献达到45.4%。根据Nieborg和Poell(2018，第2页)的说法，这种平台化标志着“渗透到网路和软件系统中的数字平台的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从根本上影响了文化产业的运作。”基于数据的互联网技术为快手这样的平台提供了高度的连接性，使平台可以联接不同参与者，包括内容生产者、终端用户和广告商，并将它们列入平台主导的“多边市场”网络系统中（McIntyre&Srinivasan,2017;Nieborg&Poell,2018）。文化生产的平台化模糊了传统媒体方式之间的界限，并促使用户生成内容数目大幅下降。正如TianYou的经历所表明的那样，多边网路系统除了使传统媒体公司才能扩大其业务，而且也为边缘化的个人提供了成为个体“创意工作者”的机会。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想要调查中国这个新兴但“不太可能”出现的创意阶级，并阐述这个阶级作品的美学。这个阶级是中国的文化生产快速平台化的一部分。这些不同的、有时甚至是边缘化的个人群体及其创意是怎样被动员，并融入平台创意经济的？在那些内容平台上，又形成了如何的美学和文化？平台化与中国ZF对文化、经济、社会的整治有何关系？中国的平台化文化生产与“西方”的平台化文化生产又有什么优缺？为了解决这种问题，本文将重点介绍一个特定的平台——快手。被中国主流媒体标榜为“复兴中国乡村文化”(Liu,2017)的快手，吸引了数亿来自农村和二三线城市的中国人。自2012年上线以来，它已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视频分享平台之一，用户除了可以观看、制作和转发各类类型的短视频，还可以成为该平台的“补充者”(Nieborg&Poell,2018）:专业的内容生产者，为中国文化生产的平台化作出贡献。在步入我们的剖析之前，我们先讨论一下中国的平台化进程。
本文首先介绍了数字劳动力问题，中国平台创意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快手在这一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我们并非仅仅从欺压和不稳定的角度来看待数字劳动力。我们将展示，在其特殊的ZF-平台关系中，中国平台文化经济怎样与西方区别开来。其特殊的ZF-平台关系推动平台化的同时，也限制了平台化。除了“平台依赖”和“或有商品”（Nieborg and Poell，2018年）被觉得是西方平台文化经济的普遍特点之外，与国家的紧密联系构成了第三个维度的或有性，我们将在下文对此进行详尽论述。以下剖析快手平台的工作原理。使用Light、Burgess和Duguay(2018，第882页)的“演练”方法，“一种直接与软件界面接触的方法，以挖掘其技术机制和内嵌的文化参考，了解它怎样引导用户，塑造她们的体验”。复杂的ZF-商业关系造成的偶然性的平台业务，是怎样编码在快手的算法中的，我们对此进行了剖析。最后，探讨这个看似“不太可能的”创意阶级的特点。我们剖析了200个热门视频和20个热门快手帐户的日常用户活动。除了对视频进行视觉和数字剖析外，我们还对快手公司的管理人员、内容制作人、算法工程师和其他相关的专业人士进行了14次深度采访。我们觉得，中国文化生产的平台化既顺应了国家的“创业解决主义”，同时也在中国“草根个人”中形成了一种数字创意企业家精神，形成了一种饱含偶然性和协商性的动态数字文化。
数字劳动力与中国平台化的文化经济
全球范围内，平台经济都因其涉及的劳动类型遭到广泛批评。例如，Van Doorn强调，在平台经济中，合同工已被“平台工”所替代，平台工采用“更简练、零责任的点对点模式，利用软件优化劳动力的灵活性、可扩展性、可操作性和分散性”(Van Doorn,2017,p.901)。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人被视为平台公司的补充者或分包商，而不是雇员，因此平台公司不需要提供劳动保护。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家也谴责了平台故意诱导用户成为“消费者”，从而加重了对自由、创造性劳动的欺压(Fuchs,2010；Ritzer&Jurgenson,2010)。
尽管这种观点，对全球平台经济中新的劳动条件，提供了有价值的看法，但它们常常忽略了数字/平台创造者的个人能动性或个人实践。平台业务的“多边市场”表明，在平台化的运作中，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文化生产的网络化模式表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成本”将影响平台的其他补充者，如内容生产者和广告商，反之亦然(Nieborg&Poell,2018,p.4)。正如“补充者（comple-mentor）”一词所暗示的那样，平台公司和补充者之间的商业关系除了是剥削性的，而且是协作共生的。因此，数字平台在财务上的常年成功不是简单地基于对平台劳动力的欺压，而是取决于平台公司、内容生产者和其他互补者之间的商业合作。我们将在以下章节中展示，以快手为例，“草根”内容生产者借助平台提供的数字系统，能够发展数字创意创业。
在平台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Z。F。是一个重要的推动者。正如YuHong(2017a,p.10-13)所述，中国Z。F。已表明将信息和通讯技术放在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中心，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作为整修传统工业部门的产业和基础设施。然而，正如TianYou的经历所表明的，国家除了希望从信息和文化中“获利”，而且还希望控制和打造信息和文化，以维持社会和政治稳定。因此，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中国Z。F。是怎样管理快手平台的经济文化的。国家整治怎样影响平台内容创作者的工作？
2015年，李克强首相宣布了中国的“互联网+"议程”。这是一项新的国家发展战略，旨在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升级，技术创新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结构调整。“互联网+”是国家经济结构调整规划的延续，希望用“消费为基础”和“创新驱动”的经济模式，取代不可持续的“出口驱动”、“依赖投资”的经济模式。新的新政议题将“互联网”置于中心位置，旨在将网路联接和“颠覆性的商业和管理模式”(分散的、私人的、后福特主义的企业管理)与从制造业、农业、能源、金融、交通到公共服务和教育的大量传统部门整合在一起(Hong,2017b;The State Council,2015b)。此外，“互联网+”战略承诺加快一种新的数字经济，可以培植和造福中小企业。因此，它与国家提倡的另一项新政议题相吻合，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后一项新政致力调动基层个人的创造力和创新力，促进国民经济下降。“互联网+”是对“大众创业”战略的补充，因为繁荣的数字经济为基层个人提供了就业和创业的机会。
“互联网+”不仅创造了新的经济驱动力，而且创造了最大的共享经济平台，掀起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将深刻影响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日常生活。它除了为科技精英和企业家提供了机会，也为数百万caogen(草根个人)提供了施展才华、实现个人特殊价值的机会。(Li,2018)
正如官方统计数据所表明的那样，“互联网+”和“大众创业”的国家议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平台创意经济的蓬勃发展。快手及今日头条和抖音等竞争对手，一起，支持传统媒体公司和中国的“草根个人”建立业务，扩展业务。
快手于2012年推出，是一个基于算法的视频和直播平台，允许注册用户在线创作和发布各类短视频。这些视频展示的活动范围从烹调、健身、技能培训，到护肤到微虚构连续剧。快手的算法推荐系统估算了数百万在线用户上传的各类内容，并将其推献给目标听众。正如Gillespie(2014)所建议的那样，这种算法系统代替了传统编辑在内容选择和分发中的作用，提供了一种基于用户数据的人工智能(AI)计算，而不是基于编辑的“主观”偏好的，看似“客观”的模型。快手最重要的特点是其大多数用户是农村或三四线城市的未受教育的中国年轻人(Huo,2016)。正如我们将展示的那样，快手使这个群体成为一个“不太可能的创意阶级”，通过自学技能积极地发挥她们的乡土创造力(Burgess,2006)。此外，他们还借助快手的数字系统，通过广告和电子商务将她们的创意产品商品化。乍一看，快手的平台内容业务及其“不太可能的创阶级”似乎很符合国家对“大众创业”的期望。
然而，快手面临的挑战是，其用户生成的内容必须符合国家对“应该讲什么样的故事”的期望。这一点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利害攸关:“互联网+”不仅仅是“重组经济”，还涉及文化和社会的重组。中国希望推广一种正面的国家形象，在全球舞台上施展“软实力”，另一方面又期盼一种维持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文化。
因此，在 "互联网+"和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新政议题下，国家对经济结构调整的诉求推进并重塑了中国文化生产的平台化。由于国家对经济结构调整和文化jianguan与社会稳定的双重关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显得复杂。我们觉得，这种国家与商业的关系促使快手的内容生产具有偶性，并将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平台化与西方的文化生产平台化区别开来，构成了Nieborg和Poell（2018，第2页）所总结的平台文化生产 "偶性 "的第三个维度。根据 Nieborg和Poell（2018）的观点，这种偶性由 "平台依赖性 "和 "偶性com- modities "组成。前者指的是少数几个平台的主导力量，如西方的微软、苹果、脸书、亚马逊和谷歌（GAFAM）以及中国的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BAT），它们 “允许内容开发者系统地跟踪和分析数十亿用户的活动和偏好”后者指的是平台的内容商品怎么不断 “具有可塑性，在设计上具有可修改性，并以数据化的用户反馈为根据，不断进行更改和再循环”（Nieborg & Poell, 2018, p.2）。就中国而言，国家权利形成了第三个层面的偶性，不断打造着中国平台上的文化生产实践的偶性，不断打造着中国平台上的文化生产实践。这种偶然性怎样在 "瓜熟蒂落 "的数字温情中进一步转化？这种网络化的平台管理又是怎样影响平台上的创作者主体性和文化生产的？以下两节将阐述这种问题。
体验快手:算法与数字整治
在算法逻辑下，快手塑造了一个表面上分散的、民主的内容生产和选择体系。原则上，无论是影视明星还是农民工，每个人都被算法机器平等对待。内容生产的关键，是通过创意内容获得尽可能多的线上流量。根据快手网页的在线档案和在苹果应用商店的更新记录，快手在2016-2018年期间用“有趣的东西”、“记录世界，记录你”等标语来描述自己。
在其网页上，这条新标语下出现了三句话:
发现一个真实而有趣的世界。
忠于自我，并不孤单。
同一座城，同样的心情。
这样的句子让人联想到世界、自我和地域，从而将所创作的内容紧密结合中国的日常现实。在网页和应用商店中分享的图片进一步加强了这些日常感:普通的中国年轻人在日常场合被捕捉，在旅行时，在家里，带着宠物或小孩等等。“真实”、“自我”、“有趣”、“相同”等关键词与相片一起，表明了快手的愿景:邀请“草根个体”发现和分享自己和别人“真实”日常生活中的有趣时刻(图1)。通过承诺一个有趣、真实、个性化但不孤单的网络社区，快手将用户的创造力吸收到平台经济中。
快手是一款免费应用，其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应用内广告和通过直播接受礼物。作为典型的联接多方市场的内容平台，快手提供了两种广告投放形式。第一种叫“粉丝头条”，内容生产者可以在平台上推广自己的视频。根据这款应用的描述，发布一个视频，每支付37.9元，终端用户的观看量都会降低1万次。制作人只需点击应用界面设置菜单下的“粉丝头条”按钮即可。另一种方式的广告则提供给有意在界面上订购广告位的第三方公司或品牌。广告与用户生成的视频混和在一起，通过算法推送给目标听众。
快手并未公开说明其广告位的成本，但一家新媒体机构披露，除了一次性服务费5600元外，广告商还要为用户的每次点击支付0.2元。另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来自快手直播服务的送礼经济。只有经过选购的一部分用户才被授权在平台上进行直播。直播者与她们的粉丝们使用快手上的虚拟货币“快币”购买和附赠虚拟礼物给她们最喜欢的主播。1元可以买10个快币，虚拟礼物的价钱从1到188个不等。根据平台规定，在交纳20%的税金后，平台公司可以获得一半的礼物收入，而主播只能获得不到40%的收入。显然，快手的商业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平台能从用户哪里搜集到多少数据流量。其内容越受欢迎，平台及其互补平台能够实现越高的财务回报。
快手的界面很简单。用户可以使用电子邮件或陌陌、微博、Facebook或微软等社交媒体帐号进行注册。主界面上有三个标签:“关注”、“发现”、“同城”，推荐算法选择和推送的视频。
页面上没有类别选择按键，这里出现的视频显然是随机选择的。在使用这款应用一段时间后，媒体列表会被更新，并被算法进一步估算出新的内容。这些视频大多是“热门”视频:大多数视频都获得了起码数百个赞，而且大数视频都是当日发布的。第五个视频一般是一些产品广告。随着应用使用时间的推移，视频的数目和类型也会降低。在“关注”选项下，内容根据用户关注的帐号的时间次序排列。推荐算法在这儿没有应用，因为用户的偏好是相当明晰的。对于内容生产者来说，这个选项卡提供了一个与目标受众直接持续互动的窗口。“同城”选项依据视频制作者与最终用户之间的地理位置距离来安排视频。在这个界面上，平台会优先考虑订购过“粉丝头条”服务的帐号和正在直播的帐号。平台捉住了借助用户线下现实生活社交网络的机会，通过在直播系统中加入地理定位功能，这可能会创造更多的用户参与度。
在快手上发布内容，用户不需要换一个不同的帐户。只需点击界面上方的摄像头图标，就可以上传并发布历时57秒的短视频。用户可以用智能手机捕捉实时顿时，并配合app提供的背景音乐或动漫疗效进行编辑，也可以使用app预先制做好的、更专业的内容。与其他中国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一样，需要手机号进行验证。在播放之前，所有上传到数据库的视频都要经过算法系统的剖析。据专访的三位算法工程师和计算机科学家介绍，中国平台的算法推荐系统有四个基本组成部份:内容剖析、用户剖析、评估、安全jianguan。前两部份使用估算模型对各类内容和用户数据进行剖析和分类。在这些数据化的基础上，不同的内容被标记并手动分发到被算法预测为目标群体的用户中。评估组件按照其原本操作，反馈修补和优化推荐系统。最后，安全审计组件对各类在线内容进行检测、过滤和shen&*(cha，包括内容生产者提供的内容和终端用户评论等互动内容。通过AI机器学习，shen&*(cha系统将达到越来越高的准确性。这只是对算法推荐系统的一个简单总结。技术组成特别复杂，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特别是在安全审计系统方面，AI还不够安全，这意味着平台公司常常雇用人工团队进行在线fú&*(cha。因此，国家对“积极”、“健康”的互联网文化的要求，增加了这种平台的营运成本。例如，快手的一位人力资源经理告诉我们，该公司近来在西安、成都、盐城、天津和北京的分公司招募了3000名新职工，负责人工fú&*(cha。
然后，经过验证的“合法”内容将被推献给一小部份最终用户进行第一轮测试，包括地理位置为附近的用户、订阅者以及人工智能系统预测的“潜在感兴趣的用户”。在第一个24小时以后，系统将按照用户交互数据的反馈对内容进行评估，并决定该内容是否值得进行第二轮或第三轮推送。如果订购了“粉丝头条”服务，发布的视频将获得订购量的数据流量。作为平台最宝贵的资产，内容所形成的数据流量将为帐户持有人带来订阅、互动性，以及后续的广告机会。如果其帐号连续数周保持高活跃度，实现大量订阅，且没有违背平台用户规定的历史记录，内容生产者可以联系客服获得某项直播功能的授权。根据平台规定，对这类申请的评估标准有三个:账号互动性高，持续上传原创内容并拥有大量关注者和在线互动；账号为平台正面形象增光增辉，且无任何违法记录；并且用户应当将帐号与手机号绑定，以清除被盗号的风险。2017年和2018年初，快手因部份网路主播在直播过程中的“低俗”和“不健康”行为，引发了公众的热议，并被网信办“约谈”。因此，该平台在规范直播服务方面显得愈发慎重。条例言辞含混，给了它充分的回旋余地和权利，可以按照自身利益和国家利益对直播服务进行控制和管理。
在很大程度上，对内容生产者来说，算法系统及其庞大的数据库是不可见的。快手在其平台系统中抢占着强悍的地位，类似于Instagram。该公司未曾向用户透漏过任何算法的技术细节。此外，内容生产者只能通过应用程序的用户界面获得特别有限的互动数据，比如关注者、评论和点赞的数目。他们可以查看关注者的公开主页，但未能获得人口统计和行为信息等详尽的用户数据。除了限制违背中国法律的非法或恶意内容外，快手用户合同还严禁用户进行任何未经授权的商业活动，如销售产品或私人广告。通过在平台上发布任何内容，用户手动授权给快手。
全球范围内，免版税，非独家，可转授权和永久(除非您明晰撤回)许可使用上传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复制，出版，发布，以及改编，复制，翻译，传播，表演和展示)。(快手2018)
这份用户合同似乎有利于公司的商业利益，也符合国家对合规和“积极”文化的要求。任何违背的行为将造成处罚，如修改和删掉发布的内容或暂停和中止用户使用快手。
在国家ZF强化对文化和媒体部门的JG之际，快手和其他平台也将强化对在线内容的管理。这展现了创作者和平台公司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内容制作方悉心管理自己的创意，在不违背平台规定的前提下，确保线上数据流量的积累。数字平台的整治让内容生产者普遍形成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面对这些情况，很多内容创作者认为有必要在自己的主页上发表一些对快手的谢谢，比如“感谢快手提供了如此好的平台”、“我支持快手传播正面价值”等等(图3)。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剖析表明，快手基于算法的系统集中彰显了特殊的国家-平台关系所造成的平台偶然性，正如上面所强调的，这是中国文化生产平台化与西方文化生产平台化的区别。因此，平台管理受制于国家的权利，既要推动平台的发展，又要保护平台的安全。算法机器容许快手最大限度地结合“草根个人”的创造力，但国家和平台的偶然性也限制了平台整治的自动化。创作者又该怎么在jianguan与创作、生产与商品化、主体性与被主体性之间穿行？
不可能的制造者，不可能的美学？
王谦在中国西部四川省成都的农村长大。15岁小学毕业后，他追随同事来到北京，成为一名鞋厂工人。2016年，看到许多人通过快手挣钱，他辞去了鞋厂的工作，决定成为一名快手创作者。他自诩“王谦”(qiange谦哥)，通过短视频和直播，表演和院长魔术。戴着时尚的围巾，化着妆，王谦从网上自学了魔术，像专业魔术师一样在快手上演出。2年后，他的帐号订阅量突破100万。庞大的粉丝群让他可以通过平台销售和宣传魔术道具。正如王谦在访谈中透漏的那样，他的数字业务平均每月形成7万元的销售额。扣除制做成本和助理的薪水，王谦的月收入可以达到5万元人民币(合6000欧元)。与之前的鞋厂工作相比，这份新工作除了让他的收入翻了一倍，还改变了他的外表和身分：他其实甩掉了“打工者”的污名标签，成为了富裕、时尚、受欢迎的“网红”中的一员。通过快手，王谦从上海的“血汗鞋厂”的打工人一跃成为城市创意阶级。
王谦的经历在快手上并不稀少。在 Li 等人（2019年，第 13 页）对一群农村中学生使用快手的研究中，视频分享应用程序被觉得是通过“社会人”的亚文化的流通和生产，让那些低收入的农村青年“表达她们对教育的抵抗”的一种形式。正如对王谦所做的那样，快手承诺，这些农村青年通过进行内容创作，利用她们记忆和创造力，资本化她们“社交人，亚文化”的过程中，实现财富的下降。
快手在中国农村人口中的巨大人气，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和审美，使其与其他中西方社交媒体平台明显区别开来。大多数快手用户来自城市上层社会和农村社会的年轻人，快手使她们才能“记录世界，记录自己”。据快手的一位总监称，该公司未曾企图签约或推广任何特定的“网红”。相反，该平台秉持一种乡土美学。
它涵盖了这些被敌视在艺术和文化复兴之外的边沿和不光彩的创作实践。乡土方式的创造力既不非常，也不引人注目 ，而是一系列平凡而强烈的社会实践的一部分。(Edensor, Leslie, Millington, & Rantisi, 2009, 第 10 页；另见 Burgess, 2006）。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些在快手上传播的乡土美学，我们选择并剖析了200个热门视频和20个热门快手帐号的日常用户活动。这些精选的短视频构成了Lauren Berlant所说的“愚蠢档案”，这可能是“最荒谬，最乏味，和……”（Berlant, 1997, p.12）正是它“非常即兴的短暂性”，它“非常受欢迎”，以及它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使得这样一个荒谬的档案值得认真阅读。
在我们选择的视频中，我们观察到五种反复出现的内容类型:
1. 日常生活:烹饪、化妆品、宠物、家庭生活，等等；
2. 乡村生活:钓鱼、狩猎、手工艺、乡土水景等；
3. 创意技能:唱歌、魔术、舞蹈、健身、专业技能等；
4. 虚构微电影；
5. “正价值内容”多由官方赞助号出品。
对于前四种类型，“草根性”理念至关重要；它的演出是为了给视频降低“真实性”，让它们看起来更真实，更贴近听众自己的生活。对于王谦来说，在他在视频中光鲜亮丽的外表背后，这种草根性是通过他的口音和演出魔术的形式来彰显的。与专业魔术师不同的是，他只展示自己从网上学来的魔术方式。不仅这么，他还解密魔术，并向粉丝传授魔术。在他的一段视频中，他在结尾说:“加油，兄弟们。有了这个方法，你会找到女朋友的!”
其他视频制作者也会选择通过口音、着装、肤色或行为，故意展示自己的底层身分。例如，在一系列展示化装方法的视频中，女超模的皮肤相当黑，脸颊毛茸茸的，不符合中国目前对“漂亮女孩”的标准。多亏了化装方法和特殊产品的熟练运用，这位女超模的外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皮肤更白，脸更瘦。她的新形象(图4)仍然未能与电视广告中的专业名模相比，但类似的视频在快手可以轻松获得用户成百上千的点赞。高人气的绝招，恰恰在于她们想要表现的“草根性”和“真实性”:并非每位普通人都天生拥有电影明星的美艳，然而，凭借“正确”的化装和方法，视频制作者让听众相信，他们也可以改变自己不完美的外表。在另一个名为“张德帅”的故乡时代帐号上，视频制作者将自己定位为“乡村姑娘”，并发布自制的微电影。这些影片一般选择简陋的村落作为背景，讲述一些关于人际关系、家庭生活、友情等有趣的故事。然而，与所诠释的乡村水景相反，这些视频中的艺人总是穿着时尚，发型时尚，而娱乐性的故事线并不一定是关于“乡村生活”的。影片中的角色时常会聊到“看影片”、“逛街”、“喝咖啡”、“买车”。这些影片在选择乡村作为背景的同时，也在挑战乡村的极限，有意搞笑中国城市青年的潮流生活。从王谦的魔术演出到流行的化装视频，再到那些自制的虚构影片，快手视频的美学抒发了在主流文化中被边缘化的中国“草根个体”的想像。正是这些来自边沿的想像吸引了许多快手用户，他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地经历着这些草根化和边缘化。
快手上的内容生产者必须悉心估算自己的创造力，既要符合平台所谓的“价值取向”，又要让自己的内容对网路受众具有吸引力。此外，对于创作者来说，平台及其数字支持除了代表了一种表现创造力的方法，也是一种挣钱有效工具。数据流量成为每位创意制作人都盼望积累的关键资产。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须要了解和借助平台的各类数字负担街舞。例如，他们应当每晚更新自己的帐户。从头像到用户名，凡是能让终端用户了解帐户的，都须要经过悉心的设计和优化。要想通过数字化实现创意，就必须晓得创作哪些、如何创作、何时创作，以及为谁创作。不断的发布媒也须要良好的时间管理技能。在快手上，制作者一般选择在晚上8点左右发布她们的视频，这个时侯大多数小学生(快手最大的用户群之一)都下班在家，刚刚做完作业。Melissa Gregg(2011,p.2)所定义的“存在渗透”——数字和通讯技术怎么使“作品侵入以前不太容易遭到其存在影响的地点和时间”——对基于平台的创意工作来说显得势在必行。这种加强和扩充(Jarvis&Pratt,2006)内容生产者工作的目的是创造收益，这也促使用户为了自己的商业目的而认可数字技术。虽然快手严禁未经授权的广告和商业活动，但视频制作者依然可以找到自己的方法来避免平台的jianguan。一些媒体在短视频和直播演出中整合了第三方店家的情景广告。例如，有人在快手上发布宠物的视频，并在主页上列举自己的陌陌帐号来销售宠物乳品，用“WX”等简写词或“V”等图标取代陌陌，以躲避平台的人工智能监控。
与此同时，数字平台的高互动性要求内容生产者除了要为商业目的制订创意策略，还要管理好自己的创意，来培养与目标用户和受众的亲密关系。在快手上，短视频中常常出现的一句话是“加油兄弟!”“双击666!跟我来。”在视频上双击的动作相当于听众点赞，而普通话中的“666”与溜译音，意思是“酷”或“棒”。这些词一般是用带着当地口音的轻快语调说出来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视频降低一种真实感，并与听众构建亲密关系。与Nancy Baym(2015)研究的音乐家一样，快手主播也参与了关系劳动，包括“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听众进行持续沟通，以完善推动有偿工作的社会关系”(Baym,2018年，第16页)。为了获得更多的人气和订阅，内容生产者使用的关系策略之一是通过各类创造性的实践，建立一个特殊的人设——来演出某种个性，这些创作实践会影响与听众的亲密关系，这些听众会成为她们的粉丝。正如前面剖析的视频所示，在快手上，一个人的个性是通过演出“草根真实性”来悉心培养和维护的。在这种多元化的风格化中，一个频繁出现的话语是“现实生活”和“接地气”，强调所创造的个性应当怎样与平台用户的个性相关。
因此，在快手上，平台化的文化生产与情感生产纠缠在一起。这些情感，如“一种安逸、幸福、满足、兴奋或激情的觉得”，都是通过平台化的劳动过程形成的，“表达了某种身体状态以及某种思维方法”(Hardt&Negri,2004，第108页)。通过借助各类数字支持和人设，“草根”内容生产者一方面成为了自雇的创意企业家，对她们来说，创造力、生命和个性都是依照成本和收益的核算不断估算下来的。另一方面，通过快手提供的数字支持，在日常情感的生产和管理中，这些创意个体也成为有志向的创意工作者（Duffy，2016，第441页），受到平台“社会和经济资本的承诺；然而，对那些有志向的人的奖励制度是高度不平衡的。”数据驱动型经济成为促使平台所有组成部份成为补充者的共同模式。数据和数据化除了对巨型企业和机构很重要（van Dijck，2014），而且也成为这种新的、"不太可能 "成为创作主体的人的重要生产工具和资产。
结论
本文研究了一个特殊的创意工作者群体——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快手上的内容创作者。这是由中国新兴的平台创意经济所带动的。我们首先考察了快手与文化、经济等国家整治的复杂关系所造成的国家-平台偶然性，以及这些偶然性怎么嵌入到平台的数字算法系统中。平台偶然性的第三个维度分辨了中国媒体平台与西方媒体平台的生态功能。这种偶然性最大限度地宽容了中国平台创意经济中的个体乡土创意，同时也使边缘化的“草根”中国人成为“不太可能”的创意工作者。
同时，通过这些“不太可能”的创意阶级的生产，文化生产的平台化容纳了中国国家的“创业解决主义”(Keane&Chen,2019)，以”互联网+,大众创业”的新政为例，将数字技术和创业作为解决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的技巧。因此，平台经济为来自不同背景的“草根个人”提供了成为创意工作者的机会，迎合了国家调整经济结构的目标。
重要的是，这种草根数字创业也赶超了一些批判性政治经济学家所认定的被动的“数字劳动力”和“产消者”模式(Fuchs,2010；Ritzer&Jurgenson,2010)。尽管存在互联网内容shencha，但这种草根创作者积极参与中国平台创意经济，挪用算法数字系统，并与国家和平台进行协商，以实现自己的创意和利益追求。在她们的内容创作和货币化经历中，在她们与受众构建联系和亲密关系的关系劳动中(Baym,2018)，我们可以找到关键的时刻，在这种时刻中，“中国梦”的官方叙事与创作者的多重梦想并列，而这种创作者在中国主流媒体上几乎没有露面或发声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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