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民族文化展演的空间转换与传承创新：以快手平台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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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民族文化汇演的空间转换

与弘扬创新——以快手平台为例

姬广绪

原文登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5期

摘 要

网络时代给与了文化遗产一个新的自我汇演和表现的新空间，从线下到线上，传统文化经历了生存和抒发空间的巨大转换。在新的空间中，基于文化自我汇演的视频文本降低了民族文化呈现的观赏性、真实性和互动性。与此同时，流量变现激励下的平台生态也磨合出一套文化弘扬的新机制，刺激了文化持有者的弘扬意愿，客观上激活了民族文化的生命力。然而在网路空间中呈现的民族文化与具体的时空解绑会导致文化意义缺位，这也是文化弘扬中须要注意的新问题。

关键词

快手平台；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演空间；民族文化弘扬

一、问题的提出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形态的社会出现过如此集中的影像、这么密集的视觉信息。在现在将眼目作为最重要的感觉器官的文明中，当各种社会集体尝试用文化感知和追忆进行自我认同的时刻，图像早已把握了其间的决定性“钥匙”。它除了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人们无法逃避的符号追踪，而且成为亿万人产生道德和伦理观念的主要资源。

图像霸权垄断下的文化场景通过繁复多变的影像形式和利用技术的脱域场面抢占人们的消遣时间，影响和打造个体的文化观念和社交行为，不仅为创造认同性提供了种种材料，同时也促使了一种基于图象和场景的日常生活结构的产生。巴拉兹在学术界首次提出“视觉文化”的概念，用来指通过可见的形象来抒发、理解和解释事物的文化形态。他通过这一概念串联了原始文化中的以身体装潢、舞蹈与图腾崇拜为表征的文化系统，近代西方视觉艺术中的书法、雕塑等造型艺术系统，以及当代以影像技术为主要信息传达形式的摄影、电影电视和昨天的网路视频文化样态。巴拉兹的这一概念的学术生命力在昨天的视频时代依然旺盛，今天的中国文化弄成了一种通过视觉感知，旨在生产快感和意义的视像文化形态。

当然此种文化的出现与明天人们广泛接触和使用的媒介有巨大的关联，一种文化的独特性与媒介性质的独特性互为关照，生成了一种文化的自我定义现象。以往文化的整体性呈现一般是由人类学家这一外部性的群体完成，并利用民族志这样的媒介实现。而当下的网路时代，媒介的可获得性门槛早已相当低，记录文化、展示文化早已不再是由人类学家利用民族志这一单一的方法能够完成。地方文化的持有者完全可以在把握了媒介使用的方法后自我记录、自我展示。

当通过媒介呈现和理解文化这些应用实践开始成为社会之中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之时，当此种媒介技术显得越来越成熟时，这也就必定带来民族志书写的基于网路技术和视频呈现的一场新革命。换言之，在一种视频民族志的基础上，人类学对于民众生活的文化存在的动态性、集体呈现性掌握成了一种根本，我们也必定要去面临“液态社会”中的文化动态呈现和转变，理解文化的自我汇演和调试。因此，理解文化便是透过将拼接的视频碎片作为线索，去解开与之相连带的全部文化的意义所在，即赵旭东院长倡导的“线索民族志”。人类学家的民族志书写在此意义中将面临嬗变。

为此本文先交待这次线上田野调查的基本情况和必要的知识背景，进而阐述“快手非遗”中所彰显出的民族文化的空间转向以及其中涉及的叙事构建。最后将注重剖析中国当下互联网语境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传承中的文化创造以及文化变现，试图从学理上考量此种文化弘扬路线的进路，并对其作出回应。

二、“快手非遗”：一个虚拟民族志的尝试

从线下到线上，传统文化经历了生存和抒发空间的巨大转换，在这些转换过程中，不仅文化承载的媒介发生了变化，文化的观者也发生了渐次的变化，以快手、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和直播平台将传统文化从往年的乡土空间推到了一个虚拟的网路空间，数以亿计的观者可以通过点赞和评论的方式抒发各自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和“审美”。个人用户自发拍摄的作品与官方媒体出品的作品相比反映出一种愈发具有“真实性”的共识，然而这些共识一定程度上是与往年主流作品及话语“代表”有反差的。个人用户拍摄的视频彰显出一种“去中介化”的语境，反映出一种“文化自制”的意义。

基于上述的文化线索，人关于文化的认知和理解最终会栖身到一个一个被文化持有者拍摄的视频中，视频的方式及其内容会引导我们思索网路时代文化的逻辑以及内部的勾连。为此笔者遵守卡斯特提出甩掉既有的对于化学空间的田野作业的禁锢，从网路民族志中寻求研究的突破。此次研究将重点置于快手平台上集中呈现的和民族文化相关的视频内容上，笔者选择了该平台上85后二胡演奏家陈力宝视频内容作为讨论的对象。之所以选择他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考虑到笔者之前对陈力宝以及二胡文化没有任何的调查基础，快手平台上的关于此内容的文化展示的视频对笔者的文化惊艳和冲击与通常观者没有太大的差别，研究的推论也更具有通常意义。同时也因为此种依托短视频的方式进行文化汇演以及弘扬创新代表了当下非遗保护弘扬的一种新生态，本研究也会对当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开辟一条新的思路。

在这儿须要说明的是为什么笔者会选择快手平台而非抖音或则其他平台，主要缘由是笔者在近几年中发觉快手在中国广大乡村地区的市场份额更大，村民愈发乐意安装快手APP在自己的手机上。根据《快手＆抖音用户研究报告》显示，从用户分布区域来看，快手用户坐落一线城市的比列明显高于抖音，一线城市用户占比为9.5%，一二线城市用户合计占比38.8%，三四线城市用户合计占比高达61.2%，其“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收获了大量三四线城市人群；而抖音一线城市用户占比为11.4%，一二线城市用户合计占比达到45.3%，较快手高出6.5个百分点。报告中还提及短视频用户对快手的认知更注重在有趣和接地气这两个标签。而对于抖音则更突出的认知是“有趣、很酷很潮和年青”。对比本文想要考察的民族文化，“接地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情境标签，用户会愈加集中地在快手平台上呈现此主题的内容，类型化也就愈加显著。

2019平均每３秒就诞生一条关于“非遗”的视频；过去一年里，快手累计出现1164万条“非遗”视频内容，获得超过250亿次播放量和5亿次点赞。这些非遗内容丰富多样，在视频发布数目前十名的“非遗”内容里，仅评剧就有94万多条，秧歌79万多条，面人52万多条，豫剧43万多条，还有火把节、庙会、竹马、象棋、晋剧和木雕等内容。

三、文化自我汇演和呈现：快手上的文化人

作为传统民众生活重要组成部份的“文化遗产”其实是乡民的日常生活，也是民俗文化的重要部份，其弘扬和发展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作为乡民日常生活的民俗文化遭受到了都市化、全球化的空间转场后，流动性所带来的现代性后果却使遗产和文化逐渐式微，这也是中国社会在经历从地域社会向移民社会转变中的文化破裂。“乡村－都市”“传统－现代”的二元结构让文化遗产的生存语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乡村快速的现代化、都市化进程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外流致使那些本来根植于乡土的文化遗产成了无源之水。文化汇演须要通过一定的媒介能够够实现，当下物质文化的汇演按照利用媒介的类型大体可以分为内生媒介和外部媒介两大类。内生性媒介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传统乡村的地方性春节庆典、村落中婚丧婚嫁的重要场合和空间。而外部媒介主要以广播、电视、传统网络媒体等大众媒介为典型。然而文化遗产的汇演无论是通过哪一类进行抒发，都存在着众多的问题。

首先，基于有限空间的内生性媒介，文化遗产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在昨天的乡村汇演中早已越发式微。当我们步入明天的乡村，试图从残存的地方节庆和庆典中窥探民俗文化生存的现况时会发觉，民俗文化的商业化、低俗化、娱乐化趋势已然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目前的文化传播现况虽然带给我们这样的印象：来自民间、乡村边寨的原生态文化假如不能融入城市文化工业的商业化运作模式之中，其命运只能是逐步衰落。而原生态文化或民间文艺假如要想发扬光大，在商业资本的运作模式之下，其纯粹的原生态的元素必定服从市场的需求，这样，民俗文化将在市场的运作下摇身变成都市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民俗文化根植于生活，而当都市化的进程将传统民居的日常生活全面接管，村民的生境发生改变的时侯，民俗文化汇演的空间也随后发生了改变。民俗文化与大众传播的结合似乎可以扩大传播面，例如更多的民间艺人可以进行商业的走穴和演出，这无形中也降低了民俗文化的爆光度，但汇演过程中文化要素的折损就是必须要面临的实际问题。

近年来，关于文化遗产的参与式保护与开发问题被广泛谈及，这或许成为一种传统文化内生性抒发的形式。通过社区营造的参与有利于传统文化的“活化”，作为非遗承载的社区、群体和个人在发展过程中要成为主动参与者，让每位居民因而获益，从而对自己的文化有自觉、有认知、有尊重，这样就能真正保护、活化她们自己的文化。参与式的活化保护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文化抒发和弘扬，村民以自己为尺度评价自己的文化价值，用本地人的思想抒发形式向外界输出文化思想，用基于活化的生活语境来抒发自己的观点，以此实现文化自觉。

其次，基于广播、电视以及传统互联网媒体的文化遗产展示彰显出了一种结构性的失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传媒事业发展突飞猛进，广播电视讯号早已基本覆盖了中国的全部人口，即便是最偏僻的少数民族村庄也都有卫星讯号。但是总体上看广播媒体中的内容对于中国的广大乡村来说仍然是文化上的场域。广播媒体上所展示的内容大多围绕城市发展和都市文化，对乡村的提到不多，同时在广播媒体中乡村被刻板地呈现为“被观看的场域”。这是一种基于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性思维的产物，因此当前的大众传播之于乡村堪称是一种相关度不高的“他”媒介。大众传媒看似“大众”，实际其所提供的话语权和主动性对于乡村民众来说仍然是水中花、镜中月，他们仍然甩掉不了被“记录”的命运，其自我抒发、自我发生的空间遭到了很大的限制。而为数不多的对于乡村图景以及文化遗产的描述也都是模式化和类型化的，主要的话语叙述基本为“传统”“抢救”“式微”等主题。“在信息分配、享有上的不平等减缓了城乡二元社会的差异，它最终导致城市相对于农村的政治特权，城市人相对于农村人的话语霸权，以及城市文化相对于农村文化的文化霸权。这三个相对落差造成在城市和农村阶级间出现的巨大裂纹显得难以防止。”

英国传播学家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认为一个物质的媒介早已包含了一套社会价值、观念。技术早已成为现今社会生态和文化的一部分，互联网开始重新建立社会文化的新秩序。以快手为代表的现象级短视频平台在极短的时间内下沉至中国的二线城市以下，用简单易上手的技术形态，辅助愈发普惠的算法推荐在短短几年就网罗了中国数以亿计的被忽略的大多数人。这些平凡的大多数人用快手记录着自己的生活，展示着生活中的文化。当往年生活中的文化遗产利用短视频的方式离开自然情境，被放置到新的数码空间中时，会迸发出更多的人基于文化惊艳去观看，会收获更多的点赞和打赏，一种新的基于平台流量变现的文化弘扬方法正在快手平台上骤然盛行。

本研究并没有采用快手平台上的多样本数据搜集和剖析的方式，而是单独选择了一个典型用户进行“深描”，这和笔者近些年在互联网人类学田野调查方式的反省有关系。互联网时代人类学田野的边界不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一个须要人类学家主动地、有意识地与调查对象共同建构一个网路空间（Space of Networks），这个空间是差异化的。因此网路民族志的人类学家可能难以期盼利用往年田野的经验和技巧认识网路中的一个人就能否同所有人熟习。甚至他（她）可能难以通过基本的田野观察获得对整体的了解。因此线索民族志成为一种可能性的策略，线索民族志的核心在于线索的展示以及就这线索所展示下来的意义的不断剖析，并在这种背后才能着力望见这个线索与整个文明之间有机性的连带关系。由此内部统一而又区别于场域的文化整体，小而复杂的群体或则有限的网络社区成了网路研究的重要田野点，“具体而微”的研究成为网路人类学的研究主流。然而这并不阻碍人类学家们在有限的田野中获得愈发整体的认知和文化深描。本研究的田野调查策略就是通过一个快手用户样本的深描展示其所具有的线索意义，进而阐述该线索与整体文化之间有机性的连带关系。

本文关注的对象陈力宝出生在山东莱芜的一个小山村，唢呐是他儿时生活的一个重要记忆。据他介绍：“小时候，村里每逢红白喜事还会吹竹笛，耳濡目染之下，我也喜欢上了二胡。”父亲见他有天分，就请了天津音乐学院的老师给他进行专业的指导。高中毕业后，陈力宝考入了中国音乐学院，随后步入中央民族乐团工作。大家可能对陈力宝这个名子有点陌生，但若果看过《百鸟朝凤》这部影片，并且对影片里的二胡曲《百鸟朝凤》有印象的话，那陈力宝这个名子都会让你印象深刻，他就是这个二胡曲的真实演奏者。

陈力宝说他第一次接触快手是十分碰巧的。2019年他的一个同学发了一个民间艺人吹竹笛的视频给他，视频中的人叫郑庆义，演奏水平很高，是一个快手主播。陈力宝所在的乐队每年都须要下乡采风，寻找民间高水平的二胡演员，学习民间传统的文化和手艺，当陈力宝听到郑庆义的独奏视频时被深深吸引了，为了才能多看些这个人的视频，他便下载了快手APP。

由于快手技术算法的推荐，陈力宝很快就在平台上发觉了更多二胡民间艺人，他们来自内蒙、河南、甘肃和青海等地，平台的力量让他开始愈加容易和集中地结交那些人并同其构建联系。陈力宝说他在快手上结交的人有好几个水平很高，比如河北的卫明有、河南的文老五、内蒙古的宋小红、甘肃的马自刚等。这些人和陈力宝一样有着对二胡的热爱之情，他们每逢当地红白喜事、庙会节日等活动，就会支起手机直播自己的独奏演出。陈力宝通过这种人的直播在她们头上学到好多丰富的民间二胡文化以及了解不同地域的戏剧特性。

快手让更多的民间宝藏演员被看到，让民族文化有了一个愈加集中展示的平台。以二胡为例，每个地方的二胡独奏都各有其特色，尽管2006年河南省沁阳市申报的二胡艺术经国务院批准纳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民间艺人没有被推选为非遗传承人，他们用各类形式发出自己的声音。截至2020年6月19日，陈力宝的快手粉丝总量为45.1万，根据快手研究院提供的后台数据，粉丝中女性占比达到86.20％，女性比列为13.66％，未知性别者（注册时并未填写）为0.14％。可能是因为二胡演奏者一般为女性，因此关注陈力宝视频的粉丝多为女性。另外对这种粉丝年纪进行梳理，百分比从高到低依次为31－40岁占41.55％，24－30岁占27.36％，41－49岁占13.22％，大于50岁占9.41％，18－23岁占6.37％，12－17岁占1.81％，未知年纪占0.26％。从关注帐号的粉丝年纪分布就能看出对于二胡文化的热衷群体是24－40岁的中青年，占比达到了近七成。这个数据似乎不能完全说明这种人就是未来文化传播和弘扬的主体，但是从总体的年纪分布来看，40岁以下的年轻一代抢占了近八成的比列。在典型的“后喻时代”利用年轻人便于接受的技术传播和弘扬传统文化显然比往年双向度地奋勇叫喊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保护要愈发有效且直接。并且因为快手本身的技术普惠，从粉丝的地区分布来看也并没有呈现出显著的大城市集中效应。陈力宝的粉丝地区分布前五名分别为榆林市（5.25％），呼和浩特市（5.09％），唐山市（4.11％），忻州市（4.04％），乌兰察布（2.85％）。粉丝地区的下沉给了传统文化传播和弘扬愈发多样化和根植性的空间。

陈力宝在快手平台共计发布作品216条（截至2020年7月），本研究借助质性剖析软件对视频的主题内容以及网友的点赞数进行排序归类，同时对所有网友针对每一条视频的评论进行了词频的统计剖析，说明如下：在陈力宝视频点赞排序前十名的主题内容中，“陈力宝独奏二胡”（第一名，点赞数246252次）、“大家喜欢的百鸟朝凤，与杨老先生即兴独奏”（第二名，点赞数63555次）、“带您重温我与谭晶合作的《九儿》希望更多的人看到二胡、喜欢二胡！请您双击666”（第三名，点赞数58382次）分别高踞前三名，累计点赞近四十万次。对于类似快手这样的短视频平台，粉丝或则观看者的点赞是一种积极的网路行为，平台算法会主动捕捉这一动态的行为动作，并按照行为者的静态网路肖像进行综合剖析，并以个体为单位进行愈发精准的内容匹配和推送。因此不难想像这种以前多次浏览、单次视频浏览时间较长甚至积极点赞和留言的用户会被精准地推送更多陈力宝老师以及相关作者的类似与“非遗”“唢呐”“百鸟朝凤”等标签相关的视频内容，强化观者对于这种文化的认知。

视频非遗的另一个显著的优势是其紧贴年轻人的社交习惯的互动形式，在对陈力宝发布的视频评论词频进行统计剖析后发觉，排名在前十名的主题词分别是“玫瑰（表情包）”（词频984次）、“爱心（表情包）”（词频905次）、“陈老师”（词频297次）、“老师”（词频485次）、“笑（表情包）”（词频167次）、“百鸟朝凤”（词频254次）、“好听”（词频167次）、“乐器”（词频122次）、“牛”（词频74次）、“厉害”（词频141次）。以快手为代表的自媒体平台给了民间艺人一个愈发方便的传播途径，碎片多元的抒发方式让内容生产不再限于时空的约束，那些原先在乡村默默无闻的文化人通过细腻的文化汇演迅速成了被青睐和关注的网红。从陈力宝的视频评论词频可以看出，“玫瑰”“爱心”代表的虚拟馈赠让那些乡村文化人所展示的技艺得到了认可，“好听”“牛”这样简单直接的抒发和互动也给了她们更多的文化自信。

人类学意义的民族志无论是透过语言文字还是图象视频都是拿来记录的手段和媒介，其目的都是为了达成理解和沟通。民族志是人们对于生活及其文化理解的一种抒发形式，根本在于用“看见”去体会。以往对于异文化的理解是利用人类学家的耳朵去观察和感受，今天的“看见”更多的则是各种各样的视频记录技术利用拍摄人的耳朵所听到的。以快手为代表的视频记录方法给人类学带来了一种从书写语言到虚拟图象呈现的抒发革命。之所以短视频的方式与民俗文化的融合呈现这么欣欣向荣的景色，归结上去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视频呈现和网路直播的临场感。所有的民俗文化都是基于在地性和日常性的，以往的记录无论是文本方式还是视频方式都在加工的过程中抽离和烘干了生活的情景感和鲜活的时空质感。而快手视频的呈现具有较强的真实感和临场感。陈力宝说他在快手上展示的二胡视频都是最真实的临场独奏，他以前在视频中展示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及美国肯尼迪剧院、国家大剧院等地的二胡独奏，他希望还能让粉丝听听在专业戏院里发出的声音是什么样的。而且这种吹奏也由于其真实性和临场感，受到了粉丝“老铁们”的欢迎和点赞。

第二，视频拍摄的主体性。以往的关于民间文化或文化遗产的拍摄常常是专业的技术团队或则研究专家以第三者的视角进行的记录。而快手的视频或直播更多的是文化持有者自己对于文化的自我展示，这种视角彰显了记录者的主位理解愈加符合研究的伦理价值。陈力宝说由于自己拍摄的视频比起所谓的专家愈发接地气，具有更强的文化链接的功能，更加才能原汁原味地呈现二胡的文化魅力，所以每次直播都吸引了大量的粉丝观看、互动。

第三，网络互动和直播的生活化。相比文字、图片，视频和直播具有天然的社交亲和性，它还能创造出一种更深的交互体验和参与感。陈力宝对2017年12月的第一次直播念念不忘，他用“有意思”来形容第一次的经历。之所以这样说，他说自己是在农村长大的，但在上海待了将近二十年。在快手，很多的粉丝、老乡会和他聊天，问他小时候学二胡的一些经历。甚至还有人问：“老师，你有没有下过地？有没有坐过三轮车？”这些互动都激起了他童年时的好多记忆。另外此类互动和相处也推进了陈力宝自身对于二胡文化的理解以及对于当下文化弘扬的思索。他说直播时被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老师，我年龄大了能不能学二胡？”“小孩子能不能学二胡？”陈力宝说，在他看来二胡不仅仅是一件钢琴，一种文化，它在不同人的眼中有不同的含意。就算一个农村出身的女儿到了城市，生活了几十年，他的童年经历依然会让他对二胡有不同的感慨。他告诉所有的粉丝，任何人都可以学二胡，只要喜欢，唢呐面前，人人平等。

第四，适当算法带来的文化集中呈现。随着网路技术的发展，算法早已成为日常网路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不同的平台会依照各自的目标对象以及平台调性植入不同的算法。快手适当的“普惠制”算法抛开了主流的以排行榜、头部用户流量倾斜的设置，在注意力分配上让更多的普通人得到关注。将作为资源和能量的注意力像阳光一样普照到更多人脸上是快手技术背后的价值思路，这样的价值理念无意中就催生了文化遗产自我汇演的一种替代性媒介。陈力宝自己对这样的技术普惠深有感慨，他说每位地方的二胡独奏都各有特色，并不是专业演奏者弹奏水平就一定比民间的要高。之前她们乐队会定期去地方采风、学习，文化部的相关人员会给他介绍一些非遗传承人。他说二胡的非遗传承人并不多，他们在中国二胡界都早已很有名了。但是，还有很多人和他做着同样的事情，他们似乎没有被纳入非遗传承人，却依然在角落里发出自己的声音。

利用快手的算法推荐，陈力宝发觉了好多这样的人，他们遍及全国各地，通过快手她们成了好朋友。他说前一段时间自己还被快手上的一个同学约请到了广东天镇的一个村庄的灯会去演出，学习了她们的独奏形式。他说假如没有快手，他不会有机会认识这种人。

四、流量变现与非遗弘扬创新：

“快手非遗公开课”

个体化、平台化媒介给民俗文化和遗产带来了一个新的汇演平台，也给文化传播创造了新的抓手。然而对于文化的持有者来说，经济回报和收入的提升则是文化得以弘扬创新的最根本动力，而快手平台的流量变现提供了这样的动力机制。

陈力宝直言最初接触快手并开始直播并不是由于可以靠流量变现挣钱，毕竟自己公职在身，起初他还是有疑虑的。然而变现的确是持续推进民间文化平台化展示的核心动力。陈力宝说自己通过《百鸟朝凤》被你们熟习，而这部影片正是阐述怎样弘扬民间传统，怎么传承人的信仰。他觉得“改变”是弘扬的必要条件。现实中他仅有二十几个中学生，但是在快手上，据不完全统计他早已累计院士了上万名学员。他说最开始好多职校的中学生给他发私信，问他哪些时侯直播，能不能解答一些方法，他说会用手机将这种问题记录出来，直播时为她们讲解。这种互动很有意义，而传统面对面的“口传心授”影响范围不会有现今如此广。

2019年陈力宝的快手课堂即将上线，所有的课程都是直播的方式，每节课时长约一个半小时，他会提早选取一个主题，写好大纲，例如学习二胡中常碰到的问题，哪些方法是难点等。刚开始办线上课程时，陈力宝的二胡课程收费标准是每小时50元或则100元，但是后来他将课程全部调整为9元每节。他说直播课多几万块的收入对他来说意义不大，但是对于部份二胡爱好者来说几十元可能是很大的负担。他说自己也是农户出身，自己的父亲如今仍然在农村，他希望所有人都能均等地得到学习二胡的机会。

截至2019年8月，陈力宝的“非遗课程”共有12506人订购，其中有3219人订购过二胡零基础速学特价课程。他认为公开课提高了他对于文化遗产弘扬的信心。他说现今的学员年龄最大的73岁，最小的7岁，他们都很好学，他也很乐意指导她们。他说有一个50多岁的学员，之前的生活就是垂钓麻将，因为看了自己的二胡演出入了迷，现在每晚在家里的地下室练习吹竹笛，还在直播间和自己连麦。甚至还有一些百万粉丝的中学生，开直播都有一万多的人观看，人气很高，收入也很可观。他觉得快手挽救了二胡文化，让更多人认识到了文化遗产可以有更有意思的玩法，可以更好地弘扬。当然也由于快手平台让这些先前默默无闻的民间艺人有了愈加稳定和体面的收入，同时也提高了对于文化的自豪和自信。

然而短视频和直播对于非遗的记录和保存也存在特定的局限，例如因为文化事项的汇演空间由线下迁往了线上，使得空间出现窄化的趋势。某些基于特定的节庆和场合的典礼会由于与具体的时空解绑出现意义缺位的问题，让典礼成为一种自由度相对修身的演出，仪式感被消解了。另外如陈力宝所说，唢呐的独奏是有具体的场合和空间的，然而单纯的视频录制和直播会让二胡的独奏出现脱域的问题，使二胡文化中重要的情境性部份被忽略，唢呐演出单纯成了表演者的炫技。因此为了填补这一问题，他主张视频的呈现还是尽量选择在一个具体的文化空间中展开，以防止文化场景的缺位带来的问题。同时，在视频录制和直播过程中因为缺少现场的观者，表演者和观者很难构成一个真实的互动空间，表演者不太清楚现场听众的体会和互动。以往表演者在演出的过程中会依照现场听众的情绪反馈及时调整演出的状态甚至内容以获得最好的视觉呈现。快手上的听众都隐藏在屏幕旁边，表演者相当于对着空气进行演出，在临场互动几乎为零的情景下演出没有这么“带劲儿”了。当然此种互动一旦产生新的模式，就会对原有的文化事项形成比较大的影响，例如演出可能显得愈发重视连续性和可观赏性，而互动的缺位都会让文化的临场感显得越来越弱，流变的空间不大。

五、结语

刘魁立先生在一次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以新技术传播非遗文化是在当代更好弘扬非遗的必要条件。“过去我们靠语言、文字，后来靠相片、摄像，而今我们可以通过更新的技术调动一切资源，加强弘扬和传播的力度。传承和传播是非遗保护的两个翅膀，有了两个翅膀能够飞得高、飞得远。”以快手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在应用之初并不是为了民俗文化的传播和弘扬而设计的，但它却给与了文化遗产一个新的自我汇演和表现的新空间，给了文化遗产在互联网时代链接都市文化和青年一代的可能。虽然对于快手非遗的文化现象会有各类指责，我们也不可证实平台上依然还存在着各类以吸引眼珠、博取流量为目的生产的讨好消费主义的劣质内容，但是愈发值得关注的是民俗文化持有者主动运用影响符号进行创作、传播，甚至主动地弘扬，试图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打造“新遗产”的形象及社会认知。梁漱溟先生觉得乡土社会是中国文化的根。他主张“创新新文化，救活旧农村”。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在互联网时代不应当仅仅存活在实体的乡村空间中，更加应当借助互联网的技术优势呈现在愈加多样化的空间中。传统文化完全可以利用互联网的便利打破时空的界限，建构一套新的话语空间和象征性的文化空间。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