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视频平台能否承担公共性职责?以快手农民工讨薪视频为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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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230 | 回复0 | 2024-7-11 17:09: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摘要:本文通过批判话语剖析的研究方式,剖析快手平台有关“农民工上访”的维权短视频,并以此阐述以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是否能承当起公共性的职责。本文经研究发觉,农户工上访视频主要以悲壮身体叙事与典礼性演出两种话语策略展开,分别打造了“无尊严的被害者”与“被挽救的伪主人翁”的农户工形象。这两种话语是社会深层阶级分化与制度渠道缺位的彰显,在推动农户工维权方面所能起到的公共职责也非常有限。

关键词:短视频;农户工;公共性;维权

一、研究背景

城乡关系问题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核心问题。变革开放四六年至今,不论是农村的落后状貌,还是农户工的就业困难,甚或是近年工人农户社会运动的出现,都一次次将这个问题推至公众视野,提醒我们现今城乡破裂的现况。

尚存的城乡鸿沟不应该被简单化归为经济差别的产物,而也应从以农户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的“主体性”角度加以关照。主体性是指人在实践活动中所表现下来的自觉、自主、能动的特点。根据马克思的阶层理论观点,在无产阶层进行革命自我解放的历史进程中,无产阶层群体应该经历从“自在”的阶层到“自为”的阶层的转变。但是在当下中国,随着大众传媒的市场化发展,大众传媒与中共工农的主体性建构之间却产生了暖昧的、消极的,甚至是否定的关系。广告的介入造成大众传媒的受众日渐城市化,与之相对地,工农群体等社会“底层”被日渐边沿,或是被忽略,或是常常被与社会猎奇或阴郁风波联系在一起,成为城市群体眼里的“他者”。在这样的整体社会环境下,主流的城市话语也影响了工农群体对自我的认知:农村是落后的,农村人是下等的,只有驶向城市才是惟一的出路。这自然会阻碍她们以积极的姿态真正地参与改建自身与周遭环境的社会实践,亦称制约了她们自身的主体性建设。

以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的出现为扩大工农群体话语权并帮助她们塑造主体性提供了一线可能。自2011年快手诞生以来,快手发展迅猛。至2018年末,快手月活用户数目已达到20449.24千人。基于其“简单、平等、普惠”的理念,快手尤其获得农户等边沿群体的喜爱。在快手的全部用户中,来自三四线城市及农乡村地区的用户占比达到62.8%。这让人们对快手承当起推动农村群体主体性建设的责任寄寓了厚实的期望。

刘娜在其研究上将快手的视频按内容大致分为五类:诉诸滑稽与奇特的喜剧渲染;乡野舞台上的才艺演出;乡村圈层内部的婚恋交友诉求;对日常生活的记录与凝视;关于乡村公共议程的思索与讨论。现有对快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第一类内容进行剖析,从农村亚文化的自我呈现角度入手,尤其关注猎奇、自虐、搞怪等“土味文化”的生产与社会影响,指出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交流、“抵抗”与“收编”。如姬广绪通过对西藏互助侗族自治县年青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快手短视频制做研究,觉得快手对于消解传统城乡二元对立有着特殊的作用,可能成为城乡文化拼接的舞台;而刘娜则觉得乡村的自我呈现被城市话语所侵吞,乡村文化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商业力量的共同剿灭下,通过奇景性消费和审丑娱乐,与城市文化进行权利厮杀。也有少量研究从身分认同的角度关注第三类内容“乡村圈层内部的婚恋交友诉求”,如司雯雯研究快手主播在虚拟平台上组织的家族和社联,觉得它们产生了糅合着网路的流动性与社区亲缘的稳定性的网路社区。另有少量研究不分辨具体的视频内容,而以概括性的定性思辨剖析研究快手的亚文化与商业的互动机制、快手实现农户阶级流动的可能性等议程。

总体而言,目前对快手的研究所关注的内容和采纳的视角都比较局限,尤其对快手在农村教育、留守儿童、弱势群体抗争等公共领域内可能承当的职责缺少关注。而本文觉得,快手作为一个农村群体抢占主导话语权的新兴媒介,其可能承当的帮助弱势群体抒发诉求、争夺权益方面的公共性职责是帮助农户工建立主体性的重要方法,因此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研究方向。基于此,本文选定与“农民工要薪水”有关的视频为研究对象,剖析快手平台上农户工主体自我维权的话语抒发,因而阐述快手作为新型短视频平台的公共性价值。

二、研究设计

在研究方式上,由于快手的浏览页面未能依照时间或热度次序排序,且通过关键词搜索得到的视频文本并不全都与“农民工上访”的主题匹配,所以本研究未能通过机率抽样进行剖析。为此,本研究选择采用质化研究中的目的性抽样方式,即研究者依据自身的判定确定符合研究对象标准的样本。本文确定对象的过程与标准如下:在快手的搜索框内同时搜索“农民工”与“工资”两个关键词所得视频,并要求列入样本的视频符合条件:1)表现主题与“农民工上访”有关,可以直接表现农户工索取薪水的过程,也可间接表现农户工对能按量得到薪水的希望;2)视频拍摄的对象为农户工,拍摄律师讲解怎样维权等视频不列入研究范围内;3)假如视频内容不直接表现“讨薪”的动作,但视频配文彰显了“讨薪”的诉求,也列入本研究的样本中。本研究样本的搜集以视频的叙事模式重复出现且不再有新模式为标准。在确定样本内的视频叙事模式后,本研究对每一个类别的模式采取硬度抽样的方式,即研究者有目的地选定具有较高信息密度和硬度的案例进行剖析。

在对个案进行剖析的过程中,本研究主要采用批判话语剖析(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CDA)的理论视角,从文本(text)、话语实践(discoursepractice)和语境剖析(contextualanalysis)三个层面剖析各种主题的视频。在文本层面,本研究想要回答“农民工会采取如何的模式来抒发自己要薪水的维权诉求”;在话语实践层面,本研究偏重于对获得较大关注量的模式的视频进行剖析,回答“农民工使用了如何的话语策略”;在语境剖析层面,本研究着重于回答“为什么农民工会采取这样的话语策略”以及“快手是否能真正承当起在维权的公共议程上帮助农户工的职责”。

三、短视频文本剖析:叙事模式、维权即时性与关注量

本研究经剖析发觉,快手平台关于“农民工上访”的短视频呈现出五种主要的叙事模式。本研究针对不同模式分别讨论所呈现的维权风波是否与即刻的上访需求相关,本文将此定义为“维权即时性”。据悉,本研究觉得视频的关注量(播放量、点赞与评论数等)是维权风波步入公共视野并推动公共议程推动的前提,因而本研究也关注各模式视频的关注量。五种叙事模式的具体剖析如下:

1.实录上访过程:直接呈现克扣薪资的情况下农户工群体与老总或其他乙方公司负责人双方僵持的场景,维权即时性最强,常常包含的内容有包工头向农户工群体解释克扣薪资的缘由、农民工群体的罢课、农民工群体在结帐大厅坐等发薪水等。由于视频时长受限的缘由,往往只突显维权的零散片断,很难呈现风波进展。诸如快手主播“??快乐??`小木鱼”在2019年4月30日一连发布七条短视频记录他与其他几位农户工同伴在中新科技公司的职工服务中心与工作人员争吵薪水的片断。据视频内容可知该公司已追讨薪资三天,农户工群体的话语包括“我明天早晨都没钱喝水了”、“你这早已违犯法律的底线了”等。截至2019年6月14日,每段视频的播放量在2500至6000之间,点赞与评论数几乎不过百。在快手标签“#农户工厌恶薪资#”与“#追讨农户工薪资#”下的视频中,大多数实录上访过程的视频播放量不到一千,点赞与评论数均为个位数,总体而言关注量较低。

2.指责乙方公司:主播将镜头对准乙方公司的招牌或项目名称,以语音或配文方式揭发公司追讨公司的事实,并恳求你们关注。这类视频在当下即刻被克扣薪资的背景下产出,但不涉及直接的上访过程,维权即时性中等。诸如主播“.偏爱枯叶归根”在2018年6月1日发布一条短视频,镜头对准“海东市五级综合诊所项目工程”的一块通告,上书“工程款和农户工薪资未及时支付……”,视频配文“看看这工地,不给农户工薪水”。截至2019年6月14日,视频播放量1.7万,点赞数57,评论数32。有某些其他这种的视频的关注量超出上述案例,但也有大量这种视频播放量仅在五百以下,总体而言关注量较低。

3.夸赞工作内容:诠释农户工工作的成果或工作时专业的精神与负责的心态,抒发希望老总不要追讨薪水的心愿。不涉及当下被追讨薪水的事实,维权即时性较低。典型案例为主播“浪子回头东升哥(木家军)”在2019年1月3日发布的一条配文为“农民工的战绩,希望有关人员别追讨民工薪水”的短视频,视频内容为镜头环绕拍摄农户工建造完毕的高楼。该视频播放量4.1万,点赞数747,评论数248。其他这种视频的播放量也大多集中在1至5万之间,关注量相较前两种类型略有增强。

4.呈现凄惨处境:将镜头对准农户工工作的辛酸环境稍为是农户工重伤的身体,抒发希望老总不要追讨薪水的诉求。不涉及当下被克扣薪资的事实,维权即时性较低。诸如主播“藏银阁”在2019年1月28日发布的短视频中,镜头对准了一位女工头部被抓伤的创口和一位搬沙包的工人一手提一个沙包、又用臼齿夹住一个沙包艰辛前进的情境,配文“让这些年末欠债不给的老总听听”,据悉配乐歌词还有“各位老总你要听,想想工人薪资咋处理”等。这条视频播放量达到162.6万,点赞数69506,评论数4038。另一条诠释一位快受寒的工人的视频播放量达到506.5万,其余也有一些诠释工地闷热环境的视频,播放量达到10万以上。总体而言,这种视频可以达到的最大关注量相较前几种而言明显增强。

5.演出上访短剧:采用情境剧的方式诠释一位农户工向老总索要薪水的过程。这些视频遵守统一的叙事套路:农户工向中层上司上访失败——高层上司干预——农民工上访成功。由于完全是虚拟演出,所以维权即时性最低。主播“开心果有哥(碳钢)”在2019年2月21日发布的一条短视频中,一位农户工以得病为理由向包工头事假,包工头趁机恐吓解雇这个农户工。期间农户工下跪缠住包工头的腿以求怜悯,但被包工头击昏并打算杀害。此时老总出现阻止,并说“没有她们会有我们明天吗”“工作不分高低尊卑”,给农户工结了薪资。视频最后,老总对着镜头说出“如果认为这些无良包工头不能要的话来个双击加关注”。这条视频播放量达到113.1万,点赞数96367,评论数1547。类似的好多视频也都在快手热门之列,关注量较大。

总结以上五种叙事模式,本研究发觉,“呈现凄惨处境”和“表演上访短剧”两种视频所可能获得的最大关注量远超前三种视频,即在公共视野内,这两种视频得到了权重极大的呈现。且两者都不与即刻发生的追讨农户工薪水的风波相关。最具“维权即时性”的两种视频——“实录上访过程”与“控诉乙方公司”——反而难以得到较大的关注。

四、话语实践剖析:两极化的话语策略

由于本研究意欲对快手的公共性价值加以阐述,所以本文主要关注公共视野内得到最大关注的两种叙事模式。经剖析发觉,面对农名工经常被追讨薪水的不公现实,农户工群体的维权视频采取两种主要的话语策略——以悲壮身体叙事打造“无尊严的被害者”形象,或以典礼性演出打造“被挽救的伪主人翁”形象。这些两极化的话语策略实际无益于农户工群体主体性的真正建立。

1.悲壮身体叙事与“无尊严的被害者”

农户工得以在快手平台“被看到”可算作一种“积极的空间赋权”,而且她们“以哪些样的形式被看到”,却不一定总是为自身主体建构带来积极的效应。在“呈现凄惨处境”叙事模式的视频中,农户工极大程度上被裸露的、疲惫的、受伤的、甚至吼叫的身体所代表;甚至在个别场景中,她们也被呈现为遭到侮辱的甚至是跪下的形象。若将快手的视频呈现看作是戈夫曼所提出的“前台”表演,则农户工在“前台”中,很大程度上呈现的是一个个残酷的、不被尊重的肉身。

此种身体叙事有以下几个特性。其二,相比于“实录上访过程”模式的视频中农户工一般以群体的形象出现,这种视频中,镜头常常只对准少量的农户工个体;其一,镜头常常会对农户工身体的某些部位(如遭到损害的头部,或大汗淋漓的背部)进行特写,将可能导致听众不适的画面放大建构;其一,屈从于农户工肉体的人格尊严好多已被压迫至高于社会容忍度范围内。尤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的“身体”往往被赋于深重的伦理意义,如《孝经》所言:“身体发肤,受之父亲,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此类视频的身体叙事实际是一种打破常规社会伦理与道德秩序的尝试。

视频发布者采取此种叙事的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通过对农户工群体被害特质的详细勾勒,重塑其瘦弱无助且尊严丧尽的弱势群体形象,借此指向企业与农户工群体之间的强弱对立关系,并唤醒公众对农户工的伤感与怜悯,以及对企业的愤怒情绪,进而产生了完整的悲壮叙事的情感动员。

2.典礼性演出与“被挽救的伪主人翁”

“表演上访短剧”模式的视频乍一看是对农户工主体地位的积极确认。在一幕幕上访短剧中,农户工重复上演“讨薪失败——上层干预——讨薪成功”的故事,并一次次获得“农民工是我的兄弟”这样的主人翁地位认可。但仔细来看,正由于这些视频是脱离于即刻现实的虚拟演出,其话语策略并非这么显而易见。

本文企图从演出式抗争的角度剖析此种视频中农户工的话语策略。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曾在《政权与斗争折子戏》中提出“抗争折子戏”的概念,即侵吞戏曲中的“剧目”概念来阐明政治实践中的抗争方式和抒发结构。刘涛在此基础上提出“表演式抗争”的概念,意指“通过制造某种戏曲化的、消费性的、参与性的演出行为来传递并抒发抗争诉求的一种底层行动方案和政治实践”。农户工的上访短剧以既定的方式产生了相对稳定的“表演”,抒发了她们盼望得到社会认可的主体欲望和抗争诉求。

这些“稳定的演出”形成了一种“仪式”行为。一方面,它是对实际生活的戏曲化处理,另一方面,它又是对社会关系和秩序的反复确认。正如刘涛在剖析演出式抗争的研究中所说,典礼“以其特有的形式回应了个体在现实面前的认知疑惑”。以农户工的上访短剧为例,农户工通过重复的虚拟演出的方式确认她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关系,获得她们在实际生活中无法寻求的认可与尊重。看似农户工在视频中获得了社会主人翁地位的认可,实际上她们通过这些典礼性的演出,获得的只是虚假的满足感。这些虚假的满足感也成了视频针对受众的主要情感动员力量,视频的演出者与听众共同迷醉于被认可的幻像之中。

据悉,虽然是在象征社会理想秩序的“仪式”视频中,农户工上访成功的诱因也仅仅是企业下层碰巧路过后的挽救。农户工在视频中始终不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行动者,而只是无力而被动的被挽救者。总体而言,这种视频农户工呈现出“被挽救的伪主人翁”形象。

五、语境剖析:失衡的秩序与艰辛的流动



由以上剖析可知,农户工群体在快手平台上抒发上访诉求时,通过悲壮身体叙事与典礼性演出生产视频是两种最能获得有效传播的形式。即使看似她们所采用的话语策略以及所打造的农户工形象完全不同,但二者都寄寓了社会秩序的失衡与正常解决问题的社会渠道的缺位。

从“悲惨身体叙事”的角度来说,农户工倾向于选择“身体”作为她们“弱者的装备”,本身就值得引人深思。依据福柯关于身体与权利关系的阐述,身体除了具有生理智的意义,更具有社会性的意义,它构成了日常实践与权利组织之间的关联。社会中的阶级分化与秩序失衡的问题,因而通过不同的身体形态的分化表现下来。农户工通过快手诠释下来的裸露的甚至尴尬的肉身,都正是整体社会中结构性的阶级矛盾的外化与吐露。

从“仪式性演出”的角度来说,农户工的演出所反复确认重申的社会秩序,正是她们在现实社会中所欠缺的。“仪式性演出”的视频是以原型社会现实为蓝本的再生文本,但并不是对原型符号与结构的简单复刻,而是进行了微妙的调整与改建,而篡改的符号逻辑则是制造戏曲性。在快手的视频中,正是由于“农名工最后能得以被认可,无良包工头反遭解雇”是一种曲艺性的表现,才反照现实中农户工不被认可的底层现况。

而这两种话语策略面对上访维权诉求时的共同特征,就是回避理智的、直接当下的解决方法,而诉诸感性动员,企图在朴实的道德与情感领域迸发人们的怜悯愤怒等情绪。这是一种正常制度渠道之外的,对现实问题采取“游击式”战略的解决方法。快手平台上这些制度渠道外的解决方法的“霸权式呈现”,以及对“实录上访过程”“控诉乙方公司”等维权即时性较强的视频的边沿化诠释,所反映的正是渠道内解决途径的无力以至缺位。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快手作为一个为农户工提供了相对较强的话语权的发声渠道,是否能承当起公共议程的职责,帮助她们维护自身的权益,真正获得在社会上被平等对待的主体地位呢?以本文农户工上访为例,不可证实的是,快手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将农户工上访难的现况推向了更大的公共视野内,也在诸如“自夸工作内容”这样的视频中,有利于帮助农户工构建对自我的自豪感因而建立更完善的主体,并且总体来说,对于改善农户工群体的弱势地位现况而言,快手的公共性作用是较为微弱的。

一方面,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不仅上文所提快手对制度渠道外解决方法的霸权式呈现之外,基于其本身的用户群体属性,快面相对于其他大众媒介,更是一个“底层群体观看底层群体”的观看网路。快手的主播虽然借助本文所提的话语策略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其粉丝的阶级属性也难以将这些关注转变为快手主播在政治地位上向下流通的资本,甚至仅仅转化为促进维权风波得以解决的社会力量都很困难。

同时,农户工维权短视频的抗争性进一步被商业消费话语所消弱甚至抹煞。尤其在“表演上访短剧”的视频中,视频的演出者大多会提出“来个双击加关注”这样的要求,短视频的评论中,也会被绝大多数的“666”“赞”等类似话语所参杂。复杂的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与急迫的维权诉求就这样被追求受众的商业逻辑所覆盖,听众的情绪通过简单粗鲁的评论得到宣泄后,再无人关注“如何解决维权诉求”“如何提高农户工地位”这样的问题。快手的公共性仅彰显到议程部份步入公共视野为止,距离真正启动公共程序还遥遥无期。

另一方面,从农户工主体建构的角度来看,其实快手平台将更大的发声机会带给农户工,但在社会整体阶级分化的结构背景下,农户工若果让自己的话语步入公共领域,也经常会以损伤附着在肉身之上的个体尊严为代价。这么被动的、受害的、无力的、无尊严的农户工,与主体性所要求的成为“积极主动地角逐自身权力”的个体几乎南辕北辙,这必定有损于农户工自身的主体性建构,也是对大众传媒打造的“他者”农民工的刻板印象的进一步激化。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批判话语剖析的研究方式,对快手平台有关“农民工上访”的短视频中农户工所采取的话语策略和社会语境作出剖析。研究发觉,快手平台关于“农民工上访”的短视频呈现出五种主要的叙事模式,其中公共视野内最容易获得较大关注量的是“呈现凄惨状况”和“表演上访短剧”两种。这两种模式的视频分别采用了凄惨身体叙事与典礼性演出两种话语策略,打造了“无尊严的被害者”与“被挽救的伪主人翁”两种农户工形象。

在这个过程中,快手虽相对其他大众媒介而言,给与了农户工更大的发声渠道,但步入公共领域的主要话语,对于促进公共议程得到解决的作用却十分微薄。一方面,它们的形成正是基于阶级分化深重而解决阶级矛盾的体质渠道缺位的社会背景,另一方面,因为快手的主体用亩均为弱势群体,加之消费话语的介入,农户工群体未能将在快手平台获得的关注转化为解决问题或向下流通的资本,她们在维权问题上的抗争力量也受到消弱甚至抹煞。同时,农户工在维权问题上通过快手平台所建构的两种主要形象都呈现出负面的、被动的、消极的容貌,因此也无益于她们自身主体性的重构。

结合本文研究背景而言,快手平台上用户所发布的大部份内容本身便与公共议程无关,甚至很大程度上,快手在公众认知中成为土味、低俗、恶趣味的代名词。而依照本文剖析,在少有的涉及公共议程的视频里,快手作为一个难得的以弱势边沿群体为主要生产者的大众媒介,能承当的公共性职责一直非常有限。这在本文看来是一个颇为可笑的现象。传播的理想目标本应是推动一个更为民主与平等的社会的产生,但技术的发展并为将红利平等地普惠予每一个群体,甚至进一步加固已经存在的城乡对立。在这些情况下,应该反省的不仅仅限于快手本身,更应将眼神投向更深层的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政治意识与媒介素质的培养,以期破裂的城乡关系能逐步消弭。

参考文献:

1.赵月枝,林安芹.乡村、文化与传播:一种研究范式的转移(下)[J].教育传媒研究,2017(05):24-32.

2.马克思.哲学的贫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49.

3.吕新雨.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重塑[A].清华学院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复旦学院新闻大学.“传播与中国·复旦峰会”(2009)——1949-2009:共和国的媒介、媒介中的共和国论文集[C].清华学院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复旦学院新闻大学:清华学院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20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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